從“家本位”到“人本位”
父與子之間的關系狀態在中國2000多年的封建進程中非常穩定，幾乎沒有發生過實質性的改變。在中國古代各種社會關系中，父子關系是重中之重，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父子關系往往意味著家族的興衰綿延。而在中國的封建家庭關系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家長制度，以年齡和性別為權威等級基礎的宗法制度決定著父子關系就是訓誡與遵從，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
松動與改變是在20世紀初，西方思想文化的傳入，使民主、自由的觀念開始為一些進步青年所接受，這種追求個體意識的思想直接沖擊了家長制，文學作品中開始出現大量的封建家庭“犧牲者”和“叛逆者”形象。在巴金的《家》中，覺慧和覺新就分屬于這兩種類型。但對于絕大多數的中國家庭而言，以“孝”為核心的父子關系仍然根深蒂固。無論是家長對子女的人身支配還是對家產的支配管理，都決定了子女只能依附于家長。
蘇州心理咨詢專家指出，真正進入現代意義的父子平等關系，是從上世紀80年代后開始的，這個變化的背后，事實上反映的是從“家本位”到“人本位”的轉變過程。
所謂“家本位”強調的是家庭的利益和意志，個人要服從家庭。“人本位”相反，強調個人的利益和意志，主張個體意識的獨立。
這種影響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傳統社會中，個人是完全被納入社會里的個人，每一個人都被牢牢地束縛在一個小格子里，現在則成為獨立體。
在這種背景下，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變化使“父子哥們兒”的現象開始彰顯。
首先是獨生子女時代的小家庭模式，使孩子在家里的地位開始提高，因為只有一個孩子，父母與孩子之間的溝通成本也減少了，家長有精力來關注孩子的心理狀況和精神需要，從而使彼此之間的了解更加深入，這在子女眾多的傳統大家庭里是無法做到的。
同時，獨生子女的狀況使得孩子從出生開始就面臨著一種不完整的家庭關系，他們沒有兄弟姐妹可以交流，這種缺失必然會影響孩子的成長。事實上在傳統家庭里，孩子成長過程中的很多經驗和知識的學習不是來自于父母，而來自于哥哥姐姐。兄弟姐妹還起到孩子的情感支持系統的作用，很多事情，他們不會找父母商量而是通過兄弟姐妹的幫助來解決。但現在，核心家庭使得孩子只能向父母求助，父母的角色也必然會發生改變，他們要承擔一部分原來屬于兄弟姐妹的責任。這就要求父母放低姿態，在一定程度上與子女保持“平輩”的感覺。
而社會的快速變化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著父子間的平等交往。在每天都會有新現象、新事物產生的時代里，無論是父母還是子女都開始產生不安全感。他們在過往生活和歷史中無例可援，在應對變化時沒有榜樣可以參照。在這種情況下，父子有時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他們只能以“哥們兒”般的互相支持來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發展。
“好哥們兒”關系越來越多
剛剛畢業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盧毅在北京工作，父母則在江西贛州老家。盧毅說如果不是他的家庭支持，他考不上大學。他指的是父母給他的寬松環境。
盧毅上高一時，學習極差，每次考試都排在全年級的最后。甚至當他想要申請留級重新努力時，學校都拒絕了，認為他不會有起色。
“我知道當時父親的想法：哪怕我考上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大學，他也滿足了。”這種想法讓盧毅內心并不好受，“如果是別的家長早就罵孩子了，但他們沒有，他們從來不在言語上表達對我的失望，而是讓我自己選擇。”
從那以后，盧毅發力了，他想給父母掙臉。高二期中考試，年級發榜，盧毅第一！那天中午，父親盧能華喝了半瓶茅臺酒。
盧毅在高三時認識了一個女孩，兩人天天通信。盧能華想知道兒子都寫了什么，但又怕驚動兒子，便想出了一個主意，每次從兒子用過的信紙上的印痕來猜信件內容。盧毅識破了父親的招數，卻也沒有點破。
高考結束后的慶祝晚宴上，盧毅笑著跟他提起看信的事時，父親很不好意思地說：就是想關心一下。
盧毅覺得，真正跟父親有這種“哥們兒”般的深入交流還是在大學以后———他發現對于家里的事，父親越來越多地向他征求意見了。在北方交大讀大四的馬權家住天津。對于父親馬柱元，他覺得更像是兄長。
“他愿意花時間來陪我做很多事情。”馬權說。在他初中時，休息的日子里馬權會和朋友約好一起到學校里踢球。因為人手不夠，他常常會請父親馬柱元來助場。父親每次都是欣然前往，還煞有介事地買了球衣球鞋，一踢一下午。
“無論是在學校還是在生活里，很多事情都是他在引導我怎么分析和用什么樣的方法去處理。”馬權說，在同齡人中，他覺得自己比其他人要成熟，這歸功于父親馬柱元。
父子間的這種平等的交往在10年前還不像現在這樣多見。
孫云曉是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他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中國獨生子女家庭中79％至88％的家庭教養方式是民主型的。
10年過去了，這種家庭中的民主與平等的氣氛更加濃厚。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王震宇研究員眼里，這種變化是一種潤物細無聲般的漸進過程。父子兩代人之間的交往開始轉化，傳統的溝通方式被證明已經不再有效。以前的那種單向的以父為主變為現在的父子雙方互受影響。